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摇篮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从此，土地革命进入鼎盛时期。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心区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是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战略基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摇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预演。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摇篮

□李民

一中华苏维埃——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初步实践

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上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在赣西南、闽西开辟了中央苏区，创建了以“苏维埃”命名的红色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建立初具国家形态政权、学习国家管理、锻炼执政能力、并在特定时期内成功的尝试，对于后来在更大范围内执政直到建立新中国积累了执政经验。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的形成。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民主的宪法。宪法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地方苏维埃政府组织暂行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等条例法令。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最初形态。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谢氏祠堂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随后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呼由此开始。大会开幕的早晨，在一片空地上举行了阅兵式，入夜举行了群众提灯游行。1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成立之日，天安门广场也举行了更加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联欢活动。

两次开国大典，两个共和国，两个非凡的起点。从瑞金到北京，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历史性跨越，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执政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党的宗旨永恒不变，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这是我们走向新的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初步检验

中央苏区时期的局部执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局部执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创造了党群关系密切的光辉典范，在党的群众工作发展史上谱写了可贵篇章。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及红军的宗旨所在。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高度重视这个新型国家政权的建设，他强调苏维埃是民众自己的政权，它完全依靠于民众，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为了民众利益的政策，它的实施应使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毛泽东曾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只要“真心真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陈毅参加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中，设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强调红军筹款等工作要注意“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这是我党第一次提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苏区干部作为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人民公仆，始终牢记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宗旨，牢记毛泽东的教导，自觉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处处为群众着想，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是为了保证执政为民的理念，中央苏区实行的办法，以保证党的执政“不会人亡政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大农村，开展基层民主建设，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所以在中华苏维埃实践中，基层民主建设难免会出现一些曲折。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国家建设的实践不是仅仅简单地挂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牌子，而是要切实地进行基层政权组织的建设；只有把基层建设好了，党的执政理念、国家的意志和政策才能落实。旧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数千年一贯制奴隶与封建专制政体。旧中国的腐败，之所以难以根除，绵延不绝，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植根于这个专制政体。中央苏区政府建立后，针对党内的腐化现象，苏区政府提出必须同贪污浪费、官僚腐败作无情的斗争。党在敌人围阻和条件艰苦的局部政权都能够做到的事情现在更应该做到。特别是在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党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繁重任务，党要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就更应抓住重民意，反腐败，得民心这个重要环节不放松。

人民的真心拥戴和贡献。正是由于苏区党员干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因而赢得了苏区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据统计，土地革命时期，赣南苏区人口约为240万人，其中青壮年约为50万人，而前后参加红军的达33万余人，有名有姓的烈士10.82万余人。中国共产党的最初执政理念，以及由此赢得的苏区人民的拥戴和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的支持和奉献，对于当前和今后的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政权的建设与巩固，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我们党真心真意为群众谋利益，赢得苏区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依然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切实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社会各方面关切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真正把中央关心困难群众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苏维埃政权——人民共和国执政体制的艰难探索

苏维埃政权建设取得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政治民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在苏维埃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参政、议政、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民主权利，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受教育的权利。苏维埃政权保证彻底地实行妇女解放，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所有这些，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法西斯统治相比，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是办事高效。由于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精干的政府工作机构，同时注意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加强工作的检查监督和经常开展革命竞赛，树立争当第一的良好风尚，因此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具有较高的办事效率，使各项工作任务都能迅速完成。

三是清正廉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级政权机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廉洁的政府，机构人员精简，一切工作人员，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到技术工作人员，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纪律对于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政权建设的中国特色。由于党在建党初期还不成熟，共产国际的过分干预，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极大损失。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苏区创建初期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党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所以，苏维埃政权建设，不仅有苏维埃政权的特点，也有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特色。

一为自下而上产生的全面政权。所以取得上述成绩，和苏维埃政府是一个自下而上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性质的政权紧密相关。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了涵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等的比较全面的国家政权制度。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体制，根据《宪法》精神，制定和实施国家劳动法和土地法，切实保障工人和农民的生产资料占有权和劳动生产权。中华苏维埃政权经济体制对各个经济实体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税收、金融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其性质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个部分组成。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制度适应了苏区革命战争和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大致由教育事业、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和卫生体育事业等几个部分组成。

二为政治制度被宪法确立。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制度被国家最高法——宪法的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代表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开始运作和发挥作用。它有一整套代表广大工农大众利益并由工农大众参与民主管理的国家权力和行政机构。中华苏维埃的地方政权，由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度组成，设立与中央政权大致相应的政权机构与职能。

三为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毛泽东强调“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的一个要紧的条件”。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就谈不上红色政权的存在。党在苏维埃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党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和组织上，而且也表现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它的领导，同时表现在苏维埃政权必须坚决执行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

总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立起来的执政雏形，是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的一次伟大尝试。

四首个人民共和国执政团队的历练基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的国家政权形态。它磨砺和造就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培养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领导干部。

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家在大革命时期已崭露头角。大革命最后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遭受的严重挫折表明：党虽然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虽然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不能娴熟地运用革命领导艺术；在革命斗争中虽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发展趋向力量，在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开始聚集在这里，并逐渐凝聚起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订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2.8万人，其中包括陈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辛历程证明，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革命根据地就发展壮大，革命形势就朝有利于党的方向发展；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革命就遭到挫折，战争形势就发生逆转。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使全党、首先是中央苏区的党的高级干部逐渐认识了毛泽东、积极拥护毛泽东，从而为在长征开始后的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作了重要准备。此后，逐渐形成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都经历过中央苏区的血与火的洗礼。

五苏区干部好作风——人民共和国执政风格的雏形源泉

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

面对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困难，在创建、保卫中央苏区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带领苏区党员干部、红军官兵和人民群众，培育形成了苏区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培育和倡导的优良革命传统，是苏区精神集中体现。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一曲唱遍全中国的兴国红色山歌，是苏区干部作风的形象概括和真实写照。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同志概括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革命的过程中，又必须得到人民的无私支持。因而发动群众、争取群众，往往是革命政权巩固的关键。正如毛泽东指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生活形象。苏区干部没有薪金，只有伙食费，每月节省一点伙食尾子，用以剃头和缴纳党费，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很多干部自带粮食去办公。

以身作则，模范带头，是苏区干部的工作作风。苏区兴国县创造第一等工作的经验，是干部在工作中起榜样示范、模范带头作用。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事情，干部和党员首先去做，为群众当表率。这样的干部和例子数不胜数。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党全面执政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目标任务已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践行党的宗旨仍然是我们党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社会力量、完成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一流业绩中，重温和反思当年党的第一个执政摇篮的理论和实践，仍然感到她发挥着历史时代的璀璨光芒，对我们每一个人有着深刻的启迪和源源涌动的激励。

李民简介

李民，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授，香港大学荣誉研究员。长期从事党建教学和研究，科研方向为执政党建设，领导科学，领导人才研究，香港问题。科研成果丰硕。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及省部级报刊及海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调研报告220余篇；个人学术专著：博士论文专著《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论》、国家“九五”社科重大课题学术专著《跨世纪干部队伍建设概论》、国家“九五”重点课题成果《邓小平的干部观》等；主编、译著、参与撰稿专著：《领导干部的素质》《中国领导科学文库》《执政党直面大众传媒》等20余部以及国家“九五”社科重大课题《跨世纪领导干部教育与培养》成果——十集干部教育系列片《世纪重任》总撰稿；获奖和荣誉：参加承担四项国家课题、多项省级课题，已出版的学术专著获四项全国奖、五项省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