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苏区不仅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而且还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新四军的重要源流之一。赣南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在这里，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领导红军进行了反“围剿”战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在这里，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领导留在赣南的军民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抗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犯，坚持坚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分局在这里领导了赣粤边游击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指导了南方一些游击区的谈判改编，使之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同时保持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一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由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指挥留在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5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24师和红10军等，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在长征之初，中央分局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及游击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集结，配合主力红军突围，保障主力红军行动。

为了保障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1934年10月上旬，当红军第1、3、5、8、9军团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陆续离开原来的阵地向指定地域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时，中央分局遵照中革军委的部署，指挥红24师和各军区的一些独立团接替主力红军防务，开展游击活动，并严密封锁红军主力行动的消息，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集结。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第1、第2野战纵队，从瑞金地区出发，向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域开进。中央分局指挥红24师和一些独立团分别在原地阻击敌人。10月17日，当红军主力分别从10个渡口南渡贡水准备突围西去，并于10月21日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中央分局命令赣南军区派独立第14团进占韩坊、古陂；独立第15团和独立第6团进占安远城；第1大队与西江独立营进至重板石和龙布一带；保卫队和独立第6团一个营进至新田地区，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恢复苏维埃政权。同时，派大田游击队到信丰河西岸破坏敌人堡垒，派长洛游击队到大埠圩东岸长演坝一带开展游击战。11月初，国民党军余汉谋纵队在南雄、大余、横江、铅厂地域追击红军主力，信丰、南康、安远等地甚为空虚。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命令赣南军区独立第6团和独立第14团深入到安远、信丰、南康地区。在中央分局、中央军区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掩护、配合主力红军突围外，还承担了收容伤员、运送粮食弹药等任务。10月21日，主力红军突围战役获胜后，赣南军区派一部分部队负责收容伤病员，积极组织赣南群众前运粮弹，后运重伤员。10月底，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又先后收容了一大批伤病员，其中一些轻伤员医好后即投入了当地的游击战争。

由于中央分局领导留在赣南的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掩护和配合，从而使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得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实行战略转移。

二英勇抗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犯

党中央离开中央苏区时，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在中央苏区领导地方武装以游击战争来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抗击进犯的敌人，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的反攻。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作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1934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东路第3师孤军冒进，由瑞金向会昌推进。红24师指战员纷纷要求抗击敌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为了振奋苏区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命令红24师在谢坊西侧的湾塘岗伏击敌人，以会昌之地方武装作正面的扼制。这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半个旅，击溃半个旅，这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军区部队取得的第一次大的胜利。但国民党军发现中央苏区仍有正规红军后，遂改急进为缓进，调集兵力，企图寻找红军决战。当时江西军区和省委由于敌人的迅速推进，地方工作没有来得及布置，同时仍然集结独立团阻止和破坏敌人构筑堡垒，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最后被国民党军围困在狭小地区而遭失败。

江西军区失败的教训，引起中央分局领导人的重视，他们开始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和在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教育。同时开始认识到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红军主力的回师上，提出了“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在战略指导上亦开始了初步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一是派得力干部到各地区领导游击战争。如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瑞金以西地区组建中共瑞西特委并任书记。二是在“三角地区”的党内和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动员教育。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中央分局首先在中革军委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区”的军民中进行动员教育。

1935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三角地区”进行“清剿”，于都、会昌一线贡水两岸的国民党军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狭小的地区内，一举歼灭，形势日益严峻。这时中央分局已经“放弃期待野战军的观念，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口号，对于当时整个斗争的严重性也有进一步认识”，感到已无法执行中革军委关于坚守“三角地区”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三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分局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所以，中央分局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不断致电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峻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1935年2月，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先后发来了两份“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中央分局接到指示电报后，在于都南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部接受中央的指示”，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部署部队突围。1935年2月23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项英和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中央分局领导人组织指挥被围困在于都南部地区的红军部队（红24师和一些独立团）和工作人员分九路陆续突围，分别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与封锁，各部队在突围中都相继遭到了很大损失。但是，它毕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要在于都南部一举消灭中央分局和红军部队的企图，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突围出去的部队，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等地区，会同当地武装转入游击战争。

1935年3月底，中央分局领导项英、陈毅突围到达赣粤边中心区域油山，与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和少共特委书记刘新潮（即刘建华）等会合。随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

1935年4月初，项英、陈毅在南雄县大岭下村听取了赣粤边特委领导人的汇报，对于赣粤边特委、军分区胜利到达油山，站稳了脚跟，保存了革命力量，表示赞扬。随后，项英、陈毅在大余县的长岭村召开了赣粤边干部会议（简称长岭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分兵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并决定在军事上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

1935年4月，国民党粤军第1军军长兼江西第六绥靖区司令余汉谋率3个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项英、陈毅领导赣粤边红军和游击队运用“调虎离山”“引蛇出洞”“化装出山”等战术，巧妙地与敌人进行周旋，先后袭击了大余县游仙圩、南康县黄泥巷、南雄乌迳等地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扰乱了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使国民党军计划3个月消灭红军游击队的企图未能得逞。

1936年8月底，国民党军第40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扼守要道和圩场，分路大抄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同时强迫群众构筑碉堡，组织民团和“铲共义勇队”，指定反动豪绅充当保甲长，严密保甲制度。针对国民党军新的“清剿”，项英、陈毅于9月在油山召开干部会议。项英亲自起草了会议决议（史称《九月决议》），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军第46师“清剿”的特点，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动员和领导群众配合游击队粉碎敌人的“清剿”，群众工作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基础，只有依靠群众，我们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在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赣粤边区红军游击队先后挫败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与中央军第46师五次“清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发展了“三南”（全南、定南、龙南）新的游击根据地，锻炼了300余名游击战士，保存了大批的经过考验的干部。

四赣粤边等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项英、陈毅从香港杂志上间接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项英写了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阐述了党中央所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应遵循的原则，要求红军游击队遵照党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与国民党进行谈判。项英、陈毅为促进赣粤边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共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仅直接领导了赣粤边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而且指导了南方其他一些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

一是倡议和领导赣粤边游击区的谈判。1937年8月20日，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员马葆珩、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戴嗣夏以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要求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随后，项英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精神，起草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条件。8月2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南人民和各界人民团结抗日。9月3日，陈毅致信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阐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重要意义和红军游击队的态度，要求转函国民党驻军停止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9月8日、11日，陈毅代表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先后与国民党大余县、江西省和赣南当局代表谈判，初步就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释放政治犯等内容达成协议。9月12日，陈毅向国民党赣南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要求国民党军队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保证抗日救国自由、释放政治犯等。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了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9月20日，项英到达赣州，会见了国民党江西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王有兰和第46师师长戴嗣夏。不久，国民党军和保安团从赣粤边游击区撤退了。

二是促进南方其他游击区的谈判。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问题，项英于1937年9月24日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到达南昌后，他致电在南京的叶剑英并转毛泽东，从而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在南昌，项英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初步达成协议。9月29日，项英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要求各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以便追随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

三是派代表指导其他游击区的谈判改编。1937年10月初，项英回到赣南，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事宜。项英还写信托人送往崇义、上犹一带的王赤领导的游击队，联络下山改编问题。10月中旬，项英奉命前往延安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12月7日，项英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详细汇报了中央分局领导中央苏区特别是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从1937年9月下旬开始，赣粤边和湘粤赣边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整训，然后开到大余县池江集中改编。根据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将南方8省15个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协议，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一部。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陈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2月15日，项英、陈毅率部从大余池江出发，经赣州、吉安、樟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成为新四军的重要源流之一、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